引言

在做青少年咨询时，我相信不少咨询师遇见过类似的情况：

明明孩子的抑郁已经肉眼可见，无法继续完成学业，有些还有自残、自杀倾向，但是咨询没做几次，家长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他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？”

这也是心理老师、咨询师经常遇到的问题，有学员还分享过这么一个案例：孩子的精神状况十分危急，咨询师多次向家长说明，孩子现在压力大，需要充分休息和专业支持。如果孩子在家庭环境中感到窒息，或存在较高的自杀风险，建议考虑安排住院治疗，以便获得全天候的医疗监护。

对咨询师的建议，孩子母亲的反应是：“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非要去死？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感激我？”

父亲则以一种谈判的口气和孩子说：

“住院这笔费用也不低。其实快到暑假了，你想一想，这笔钱是拿去住院好，还是大家一起出去旅游散散心比较好？”

而孩子表现得过分成熟、冷淡，甚至是情感隔离的，好像对家长的问题毫不意外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咨询师该怎么和孩子工作，又怎么引起家长的重视？

咨询师要如何工作，才能保证效果的同时，做出对伦理负责的行为呢？

01

为什么无法引起家长的注意？

同情心较强的咨询师，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：孩子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，为什么家长还在考虑上学的问题，甚至让孩子在旅游和住院之间做选择？

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指责父母，乃至对他们产生和孩子一样的怨恨和不理解：“这就是他抑郁的原因啊！你们根本不在乎他！”

然而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看，这种强烈的愤怒其实是一种需要处理的反移情。

这种情绪往往反映了家庭系统内部的动力：孩子在家庭中无法表达的愤怒和绝望，通过某种心理机制传给了咨询师。

如果咨询师因为同情孩子而不自觉地站在了家长的对立面，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个家庭原有的互动模式——一种非黑即白的对抗逻辑。

一个心理咨询师专业与否，能否和普通人区分开来，关键在在于，他们能否在这种情况下，依然保持对家长的共情和理解。

是的，你可能会很受不了：这些家长自己一遍遍把孩子搞坏，然后咆哮着要我修好他们，这要我怎么接受？

但如果只从疗效出发，想让父母切实做出改变，共情他们，远比敌对他们能带来更好的效果。

青少年咨询的特殊性在于，你面对的不仅是眼前的孩子，还有一个庞大的、失调的家庭系统。

要推动改变，需要与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建立工作联盟。

与孩子建立联盟时，首要的是传递这样的信息：你在这里不需要表现得更好，也不需要感激任何人。

对许多孩子而言，现实生活就像一场无休止的回报游戏。父母投入了金钱和关注，他们就必须用成绩和健康来回报。

当孩子发现咨询师不会因为他不争气而失望时，那颗为了维持家庭平衡而疲惫不堪的心，才有可能真正放松下来。这种无条件的接纳反而能成为促进改变的力量。

与家长的结盟，你需要注意把自己从敌对者转向专业顾问。

直接的指责只会让家长更迅速地脱落。

咨询师并不是要带孩子逃离这个家庭。

从现实层面看，未成年的孩子无法脱离监护人独立生活，我们能做的，是在咨询室这50分钟里，通过处理自己的反移情，保持住一份清醒的中立，尽可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正向积极的改变，这才是对孩子来说最有利的做法。

所以，我希望你先深吸一口气，让我们冷静下来分析：为什么家长会表现出这种重视功能而忽视情感的态度？

在中立架构里，我们既不是孩子的同谋，也不是家长的说客，而是一个翻译官：把孩子自残背后的求救信号翻译给父母听，把父母僵化的爱翻译成孩子能听懂的方式。

那么，怎么让家长听懂呢？

02

如何向功能至上的家长翻译痛苦

在期待家长理解孩子之前，咨询师得先做到能理解家长。

许多前来求助的家长，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父母。

相反，在世俗的标准里，他们负责、优秀，甚至为了孩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

例如，开头案例的母亲，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琐事，不仅要在高校里处理繁杂的行政工作，还要照顾家里的一日三餐，甚至还要拿出积蓄去帮助亲戚还债。她自认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付出者。

孩子在多次咨询之后，手腕仍反复出现划痕，并曾服用过量的助眠药物，这位一直表现得温文尔雅的母亲突然失控了。

于是，她就问出了“你为什么不感激我？”这样的话。

在她这里，爱是一场投资。

她投入了金钱、时间、甚至情绪价值，为了丈夫和女儿忍气吞声，那么女儿理应回报以优秀的成绩、健康的身体和感恩的态度。

当女儿选择自杀时，她感受到的不是心疼，而是愤怒。她觉得自己的投资被背叛了，她的牺牲被辜负了。

面对这样的家长，咨询师首先需要共情其挫败感：“看到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得不到孩子的回应，那种无力感一定让你很煎熬。”

然后，需要温和但明确地纠正一些认知误区。

有些家长错误地认为：抑郁是意志薄弱的表现，孩子不去上学是因为不想去。

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理解：不是“不想去”，而是“去不了”。

孩子的抑郁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不开心，而是大脑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变，导致了部分认知功能的丧失。

你可以尝试这样对家长说：“如果孩子现在是腿骨折了，我们绝对不会问他明天能不能去参加百米赛跑。他现在的抑郁，在精神层面上讲，等同于骨折。休学和休息不是在偷懒，而是在给骨头愈合的时间。如果你强制要求一个骨折的人去跑步，只会让他的情况更糟。”

我接触过一个案例。孩子确诊抑郁后，她的母亲非常努力地想要弥补。她为孩子举办生日宴会，买昂贵的礼物，甚至辞职在家陪伴，想通过这些温暖的举动改善孩子的状况。

当我问孩子对母亲的这些努力有什么感受时，她想了想回答：“我知道她想让我开心，但我没什么感觉，开心不起来。”

她为自己的“没感觉”感到内疚。她越是努力地想要开心，发现自己开心不起来，越是对母亲的付出感到不值，她感受不到快乐，但能清晰地感受到愧疚和痛苦。

他们并非不想变好，而是暂时失去了变好的能力。要求抑郁症患者快乐、健康、积极向上，就像要求骨折的人奔跑一样，不仅无效，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

在这种时候，对孩子说“你为什么不感激”，除了情绪宣泄以外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，反而会增加孩子的负罪感。

尤其是对于重度抑郁的孩子来说，负罪感是通往自杀最快的推手。

那么，如何与情感表达较为疏离的家长沟通？比如那位问出“住院还是旅游”的父亲？

这种家长，倾向于把情感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。

对他们来说，住院是负向投入，旅游是正向享受，二者金额相当，为何不选快乐的那一个？

如果家长更习惯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，我们不妨利用他能理解的语言来对话。

可以这样说：“我理解你希望把这笔钱用在更值得的地方，但继续这样对待孩子其实是更不划算的，孩子现在情况比较严重，如果住院，是在保护她的生命。如果你为了让这个钱花得更有价值，而花在了旅行上，那到时候孩子没了，是更不划算的。”

父亲计算金钱成本，咨询师就要帮他看见风险成本。

旅游是一种需要基本心理能量支撑的活动。对于一个有自杀风险的孩子，旅游意味着脱离了相对可控的环境，反而增加了危险。

在初始访谈评估阶段，咨询师必须与家长达成共识：目前的咨询目标不是“回学校”，而是“保障生命安全” 。如果生命这一基础不在了，所有的教育投资和未来规划都将失去意义。

03

家长仍然无法配合，怎么办？

好了，现在，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，尽可能将家长从对抗者变为合作者。

但在实际工作中，总会有家长无法配合，他们的言行依然透露着“孩子在夸大其词”的怀疑。

这时候，咨询师可能会陷入职业挫败。

这一部分，我们将讨论在死局中，咨询师如何守住底线，并安放自己的无力感。

如果家长在充分沟通后仍然意识不到孩子状况的危险性，咨询师需要采取以下专业措施:

1、详细的咨询记录

客观、及时地记录每次咨询中观察到的风险信号、与家长的沟通内容、提供的专业建议、家长的反应，以及你为寻求支持所做的各种努力。如联系学校、建议转介等。这既是专业工作的证明，也是在必要时厘清责任的依据。

2、风险评估与告知

当评估发现明确的自杀风险时，应当与家长进行正式的风险告知谈话，并形成书面记录。

告知内容应包括：你观察到的具体风险行为和表述、当前的专业建议（如转介至精神科进行评估，必要时住院治疗）、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，以及家长作为监护人应承担的责任。

这一过程应当在尊重和支持的氛围中进行，而非威胁或施压。

3、寻求系统支持

必要时，可以建议联系孩子的学校、医疗机构或其他相关支持系统。

4、及时转介

当发现个案已经超出自己的专业能力范围，或家长的态度严重干扰咨询进程时，应当考虑将孩子转介给精神科医生或更合适的专业人员。

转介不是放弃，而是为孩子寻找更合适的帮助。

5、督导与支持

及时寻求督导师或同行的支持，讨论个案处理策略，也帮助自己处理职业压力和情绪。

最终的选择权和责任，在于家长，你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帮助。

咨询师很容易陷入拯救者情结中，认为必须通过改变这个家庭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如果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和家长，但结果依然不如意，家长听不见建议，那么，我希望你明白：

哪怕父母的环境是窒息的，如果你能在每周50分钟里，让孩子感受暂时的放松，这50分钟就是有价值的。

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的局限，心理咨询不是万能的，尤其当抑郁或者其他心理困扰深深扎根于匮乏的现实支持系统时，如果家长坚持不提供改变的土壤，咨询师能做的是教孩子如何在贫瘠中生存，而不是责怪自己为什么没能下一场雨。

心理咨询遵循来访者中心的原则，这意味着改变的动力必须来自内部，而非外部强加。

你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如果你能保持一种不卷入、不妥协、不崩塌，本身就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健康成人的模范——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人，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够好而离开，也不会强迫你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，他们只是陪伴着你，相信你内在的力量。

有时候，这就是我们能给予的最好的礼物。